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的文化渊源

余永红[1]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甘肃成县 742500）

摘 要：“十二相”是陇南白马藏族傩舞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头戴动物面具而舞的民族民间艺术。其主要特征在于独特的动物傩面具，并以六个动物代表十二生肖，所以称为十二相。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傩舞在角色构成以及面具造型装饰方面，都体现出文化历史的深远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不仅继承了原始的动物图腾崇拜因素以及古代“十二神兽”傩舞形式，也融合了祖先崇拜意识以及“十二生肖”文化，从而形成了他们十二相的角色构成以及独特的面具造型和装饰，体现出白马藏族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

关键词：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文化渊源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规划项目“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整理与研究”（09YJA760016）

“十二相”是陇南白马藏族傩舞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头戴动物面具而舞的民族民间艺术。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主要流传于文县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四川南坪地区的白马藏族也流行十二相，但与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的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也称为“麻昼”，和白马河流域的“池哥昼”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独特的动物傩面具。关于十二相的文化含义，笔者以为和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具有民族文化融合带来的多重含义，十二相应源自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羌戎民族群体的动物图腾崇拜及其相应的“十二神兽”傩舞，同时也融合了汉民族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并体现出白马藏族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

动物图腾崇拜起源于原始宗教，原始人对自然界种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万物有灵观念的萌发，随之产生了原始宗教，原始宗教的特征就是多神崇拜，动物崇拜是其主要部分，动物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导致了图腾崇拜。[1]^-25有学者指出十二生肖即十二神兽，是远古时代氏族部落的历法，早已形成，起源于由以十二神兽为图腾的十二个部落之间的联盟聚会，而演变为岁时历法，其后一直流传演变于三苗、西戎、西羌等族群中。[2]但远古时代氏族部落的十二神兽的具体内容是否与目前的十二生肖相同，还缺乏充分的实物和史料证据，因为从目前西南地域部分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十二神兽来考察，其具体内容与十二生肖也不尽相同，所以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的十二神兽与目前的十二生肖还不能相提并论。关于十二神兽内容的确切记载则相对较晚，《周礼》中记载的周代傩舞，有关于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装饰特征的描述，[3]但无十二神兽，《后汉书•礼仪志》中才对十二神兽的名称有较为清楚的记述，包括甲作、腆胃、雄伯、腾简、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等十二个神异动物。不过对“十二兽”的具体形象特征交待不多，仅有“有衣毛角”，或皆“朱发，衣白，画衣”，“与方相作十二兽舞”等的描述；从其功能来看，他们都是一些凶猛异常的神兽，具有“食疫”祛邪的巨大威力。这些神兽虽然具有现实基础，但却是神话传说中的奇异动物，具有夸张与想象的成分，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属性，例如有学者考证其中名为“穷奇”的形象为：形似牛却长着刺猬的毛，声如狗；像虎却生有翅膀。[4]^-91由此可见，这种东汉宫廷中流行的十二神兽傩舞，亦有可能来源与远古时期西戎、西羌等族群中的十二神兽图腾崇拜，但在谶纬流行的东汉时期，这些原始古老的动物图腾以已演化为具有浓郁汉民族文化特色的祥瑞动物，在名称上虽为十二神兽，但其形式已非十二神兽的本来面目。

目前川甘交界地带的白马藏族中流行的十二相傩舞，却保留了古代十二神兽傩舞的原始特征，从其表现形式和文化渊源来看，其原初形态正是史前氏族部落的动物图腾崇拜，在随后的民族文化发展演变中与岁时历法发生关联，演变为十二神兽傩舞。目前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中也流行类似的傩舞，云南南涧彝族傩舞中就有“十二兽神”舞，其神兽动物除虎、马、牛、羊、猪、狗、蛇以外，还有穿山甲；[5]四川凉山彝族也流行“十二兽”纪日的历法，而彝族从族源来讲也源自古代氐羌民族，[6]结合民族融合的历史考察，十二神兽傩舞与流行于陇南和西南地域的十二相属于同一文化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汉族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融合纪年的历法形成看法基本一致，因汉族干支纪年月的历法形成很早，商代甲骨文中就有明确记载，但十二生肖纪年的历法在先秦时期才形成，东汉时期才发展完善，所以十二生肖纪年历法是羌戎民族文化中的十二神兽与中原汉文化中的十二地支融合的结果。清代学者赵翼就指出汉民族文化中的十二生肖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之十二时，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7]同时在融合过程中根据汉民族文化对十二神兽的内容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其中的猪、鸡、狗、马、羊、牛都是人类社会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后圈养的家畜，而农耕文化赖以起源的基础环节，就是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以至圈养，[8]所以才形成了十二生肖与十二神兽并非完全相同的现象。

但白马藏族中流行的十二相从角色构成以及名称方面，又体现出对十二生肖文化的融合与吸收，此处的十二相之所以不称为十二神兽，亦与十二属相有关。所以，作为多民族频繁迁徙、聚居融合的川甘交界地带，其民族文化也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文化“层垒”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又体现出自身独特的面貌，不仅与彝族十二神兽存在差异，也与临近的四川南坪地区的十二相在神兽构成方面存在鲜明的差异，南坪地区十二相中的神兽动物有龙、牛、虎、豹、熊、狮子、凤凰、羊等八相，而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中的神兽动物只有狮子、龙、牛、虎、鸡、猪等六相。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氐羌民族遗裔在后来融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些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十二神兽傩舞的固有特征，有些则较多地吸收融合了汉民族干支与生肖文化。

一、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构成及其神兽动物的文化渊源

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傩舞表演由2个池哥（三目神）、2个池母、2个笑面鬼以及狮子、龙、牛、虎、鸡、猪等6个神兽动物共12个角色组成，所以称为十二相；或因为以六个动物代表十二生肖而称为十二相，从与十二属相的关系考察，十二相的称谓应来源于其中的神兽动物。据当地白马人解释，起初他们的“麻昼”表演为十二相，因为后来发现十二相齐全的“麻昼”表演对村寨不吉利，所以就去掉六相，而以“六相”代表十二相。具体为：第一相为狮子，因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为第一相，它代表的是鼠和羊；牛是第二相，代表牛和马；虎是第三相，代表虎和狗；龙为第四相，代表龙和猴；鸡为第五相，代表鸡和蛇；猪为第六相，代表猪和兔。从组成十二相的动物来看，除了狮子以外，其它动物都属于十二生肖，但从“六相”所代表的内容来看，与十二生肖完全相同，与四川南坪地区十二相、云南南涧彝族“十二兽神”相比，缺少了熊、豹、穿山甲等；从十二相表演的排列顺序来看，虽然只有六相，但这六相的排列顺序完全按照十二生肖的次序排列：由于狮子代表鼠和羊，鼠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一，所以狮子为第一相，也并非全因狮子为百兽之王而排第一位，其它依次为牛、虎、龙、鸡、猪；四川南坪地区的十二相在村寨之间相互朝敬神灵表演时，各村寨则将本村寨所属部族的图腾相排在首位，[4]^-92所以各村寨之间神兽动物角色的排列顺序不一样。由此看来，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受汉文化影响颇深，这正体现出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傩舞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既保留了古老的本民族文化，也融合了汉民族文化，特别是后来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白马藏族，汉民族的天干地支以及时令节气，对其农业生产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与十二地支对应的十二生肖进入白马藏族的傩文化，就是很自然的。

从目前现存的“六相”结合四川南坪地区十二相构成来分析，与该民族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演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衍变、完善而形成的，既有本民族的原始文化遗存，又有其后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的折射，也包含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所以“六相”中包含的动物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更具有典型意义。汉民族的十二生肖文化既有古代少数民族十二神兽崇拜的遗留，也体现出浓郁的农耕文化意蕴，而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之所以与十二生肖如此接近，近乎相同，也与陇南白马人发达的农耕文化相关，他们长期与汉民族比邻而居，生活方式、生产习俗相互习染，文化习俗相互融合，所以形成了他们十二相的独特形式。

十二相中的“狮子”相应与汉民族文化或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因为狮子本非中国原有动物，直至汉代才从西域传入中国，[9]狮子作为外来物种，在进入中华民族以后，也很快融入了汉民族文化，且上升到民族祥瑞动物的高度，并广泛出现在建筑装饰、社火、剪纸、刺绣等各种民族民间艺术中。从白马藏族十二相中的狮子面具造型特征来考察，其意象化的造型特征也与汉民族狮子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有关，因此也不排除民族民间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吸取。另外狮子之所以在短期内融入民族文化的深处，也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10]白马藏族曾长期处于吐蕃统治之下，深受藏文化的冲击与同化，所以十二相中的狮子相也可能与藏传佛教的渗透有关，因为在佛教文化中也有十二神兽，其构成几乎与十二生肖相同，只有狮子不属于十二生肖，[11]而狮子又是十二相之首相。陇南文县的民堡沟与四川南坪接壤，而四川南坪的白马藏族藏化程度较深，狮子相也可能是由四川南坪传入陇南白马村寨。

十二相中的“牛”相亦具有原始神兽动物崇拜与农耕崇拜的双重含义。远古时代，野牛是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也是力量无穷的猛兽之一，所以牛作为氏族的图腾也是自然的，藏族的牦牛图腾崇拜就与此有关，[12]除此以外，目前西部地区的苗族、壮族等民族中也有牛图腾崇拜的遗俗。白马藏族十二相中的牛相，其本源应来自于氏族部落古老的神兽动物崇拜，但白马人的祖先氐族很早就已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牛耕也是他们的重要生产生活方式之一，牛与白马人的关系已不再是猎物与狩猎者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同时在陇南白马藏族的“创世传说”中，说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以后，将人与牛同时派生到地上，牛因错传了上天的旨意，因而转变角色成为耕作者，为人所使唤耕地，自从牛耕地以来，庄家越种越好，年年五谷丰登。[13]虽然是神话传说，但也足以反映出白马藏族在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后，牛耕对于他们生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个故事也显然是白马人由早期的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而产生的神话故事，反映了白马藏族的祖先由以游牧为生的羌人过渡到“低地之羌”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状况。

虎也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有学者认为，人类始祖伏羲即为虎图腾，而伏羲又是氐羌戎之祖，作为氐羌戎遗裔的西南地域彝族、傈僳、怒族、纳西、拉祜、哈尼、景颇、阿昌、白族、土家、普米等族，至今依然有黑虎或白虎崇拜的习俗，[14]由此可见，虎图腾崇拜与龙图腾崇拜一样，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白马藏族作为氐羌民族的遗裔，与以上民族有内在的族源关系，所以十二相中的虎面具，同样源自古代氏族部落的神异动物崇拜，应是远古时代的十二神兽之一

龙是炎黄氏族部落最古老的总图腾，后来以龙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广泛分布在陕、甘、青的岷山山脉一代，[15]这一带也正是作为炎帝集团后裔的氐羌族群聚居繁衍的地域，所以氐羌族群很早就有龙图腾崇拜的传统习俗，氐羌族群在南下和西进的迁徙过程中，其崇龙之风也广泛融入西南藏缅语族的民族群体中[16]。另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龙的传说往往与洪水传说紧密联系，武文先生认为“大禹治水”的地域在黄河流域的秦陇间，从秦陇至中原正是龙图腾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域，这一带也恰是古代氐羌族群的生活范围，而禹的祖先也出自秦陇，禹来自西羌也是古今公认；[17]又氐羌虽为不同的族群，但多数学者考证认为氐出于羌，乃“低地之羌”，是从羌族集团中分化而出的半耕半牧民族，[18]所以与“龙图腾”紧密联系的“大禹治水”正是古代氐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陇南地处秦陇山区，是古代氐羌民族聚居繁衍的中心地域，当地汉族从族源来考察亦与氐羌族群有渊源关系，所以这种古老的龙图腾崇拜至今也存在于两个民族的民间文艺中。

目前的白马藏族本身就有白雄鸡崇拜的文化习俗，在民族服饰尤其是“沙嘎帽”中已有突出表现，其实远古时期的氐羌民族服饰中就有以雉鸡尾羽为帽饰的习俗，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彩陶盆”中的人物造型，就以雉鸡尾羽为帽饰，而据考证马家窑文化的族属就是远古时代的氐羌民族。当代白马藏族“沙嘎帽”中则以白鸡尾羽为装饰，虽然源自白马人民间流传的“白雄鸡救寨”传说，但也间接体现出氐羌民族由原始的牧猎民族向半耕半牧民族的过渡，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从四川南坪十二相与文县民堡沟十二相比较来看，南坪十二相中有凤凰，而陇南文县民堡沟十二相中有鸡，凤凰与鸡同属鸟类，由此推断，在更为古老的十二神兽傩舞中，此一相或为一种怪异凶猛的鸟类，后来随着龙凤图腾以及造型的普及，随演变为凤凰。而在陇南文县民堡沟十二相中，由于与汉族的十二生肖结合，再加上白马人自身的“白雄鸡”崇拜，最后演变为具有陇南白马藏族地域特征的“鸡”相。

中国远古先民部落也有以猪为图腾者，传说中的祝融集团就与猪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长江流域的豕韦族就是一支以猪为图腾的氏族。[19]猪作为白马藏族十二相中的构成角色，与白马藏族的生活习俗有关，一个族群的图腾崇拜或动物崇拜，与这个族群生活的地域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习俗有内在联系。白马河流域的白马人在“池哥昼”傩舞中有猎杀野猪的“斗兽”表演，这是白马人过去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野猪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在生活相对贫困的古代，野猪也是他们肉食的主要来源。有人认为图腾动物是严禁被猎杀的，但从民族学、考古学资料来看并非如此，我国北方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弗雅喀等狩猎部落虽然崇拜熊，但他们仍然猎杀熊并食熊肉。[1]^-25所以在傩面具中增加“猪”相，具有原始巫术或自然崇拜的因素，祈求猎获更多的野猪，或野猪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对之顶礼膜拜，并在民族傩文化中表现出来。同时，目前的陇南白马人在肉食方面还以饲养家猪为主要来源，并且将家猪肉视为高贵物品与财富象征，[20]白马人每个家庭的厨房内均挂满了色香味美的腊肉，并以猪肉膘皮的厚度象征来年的财富与年景，所以家猪不仅是生活的必须品，也具有象征财富与幸福的精神含义。另外结合十二相与十二生肖的关系，十二相中的六个动物面具代表的内容与十二生肖动物完全相同，六相中只有狮子一相不属于十二生肖动物，因此也不排除汉族文化影响的因素。

二、十二相面具造型符号的文化渊源

十二相面具的造型也十分独特，除了具备动物各自的基本形象特征以外，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这就是对动物眼睛的特殊处理，形成了“三目”、“凸目”等形象特征。“三目”和“凸目”造像符号，在白马藏族的“池哥昼”面具中尤其明显，是其民族先祖“三目神”的象征性符号，在部分十二相面具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由此可知十二相面具中也包含了白马藏族祖先崇拜含义。其中以鸡面具最为典型，鸡的造型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打破了现实物象的局限，不仅头上有双角和冠饰，而且对其眼睛进行了夸张与变形，双目凸出，而且额正中有纵目，将动物图腾与其民族先祖“三目神”进行了综合，使动物面具具有人格神的属性，综合了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综合文化含义。除了猪面具以外，其它面具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凸目”造型特征，而这种独特的“目文化”现象也有其深远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

白马藏族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不同图腾的氐族部落，例如四川平武地区白马藏族为白熊部，傩舞中戴熊猫头面具；南坪地区为黑熊部，傩舞中戴熊头面具；而陇南文县白马藏族为白马部，他们崇拜民族祖先“白马老爷”，白马老爷的形象就是“三目神”，不仅具有凸出眼眶以外鲜明强烈的“凸目”，而且额头上有一只竖立的“纵目”。和四川南坪地区十二相表演所不同者，在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傩舞表演中，最前面引领的是戴“三目神”面具的“池哥”，而神兽动物则紧随其后，也由此可见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中“三目神”的地位是高于神兽的，正体现了他们祖先崇拜的核心地位。

关于“三目”形象，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认为与形天神话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源于古老氐族的雕题遗俗，氐人崇拜的“三目神”其实就是“雕题”遗俗的反映。[21]而这种“三目神”崇拜也主要流行于甘肃、四川、陕南一带，这些地域也正是古代氐杨活动的范围。[22]另外，整个西北至西南地区，自古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不断，而陇南和四川北部又是民族迁徙的重要枢纽地带，古代氐羌民族发祥于甘青高原，由于民族矛盾和气候的变化，他们不断向南发展，逐渐进入西南地区，而这种三目神信仰也随之流传于西南地域的民族群体中，并在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过程中，与当地汉文化、土著文化进行交融互补。陇南地域目前敬仰的地方神“二郎神”和“马王爷”，就与白马藏族的祖先崇拜有关，反映出氐族“目文化”在陇南地域宗教美术文化中的传承。关于“凸目”的形象问题，笔者以为同样来源于氐人的“形天”神话，《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描述“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乳”和眼睛相比，典型特征就是形体感更突出。形天虽然被砍去了脑袋，但他仍然以乳为目，奋起反抗，突出的眼睛更体现了形天难以磨灭的精神意志，作为民族精神不灭的象征，形天“凸目”造型特征也成为氐人图腾意义上的造型符号。

总之，陇南白马藏族十二相傩舞在角色构成以及面具造型装饰方面，都体现出文化历史的深远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这种起源于原始氏族部落动物图腾崇拜的傩舞，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随后与岁时历法结合，演变为十二神兽傩舞，广泛流传于西南地域氐羌族系的少数民族中，之后又与当地汉民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各自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陇南白马藏族的十二相不仅继承了原始的动物图腾崇拜因素以及古代十二神兽傩舞形式，也融合了其祖先崇拜意识以及汉民族的十二生肖文化，从而形成了他们十二相的角色构成以及独特的面具造型和装饰，显示出白马文化的神秘与古朴，也为我们研究白马文化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参考文献：

[1]李锦山．史前动物雕塑与图腾崇拜[J]，文史杂志，1986（3）

[2]麻根生．十二神兽文化探源[J]，民族论坛，1993（3）

[3]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M]，岳麓书社，1989，85

[4]于一．白马藏族十二相考略[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6）

[5]李福军．略论云南傩舞及其文化功能[J]，民族艺术研究，2004（5）

[6]阿伍．彝族的族源[J]，贵州民族研究，2003（2）

[7]王贵元．十二生肖来源新考[J]，学术研究，2008（5）

[8]吴存浩．中国农耕文化形成试论[J]，东岳论丛，1993（3）

[9]周筱馨．文化融合中的选择与繁衍——以中国狮子造型为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5）

[10]白化文．狮子与狮子吼——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J]，文史知识，1998（12）

[11]柏因．佛教中的十二神兽与狗生肖[J]，佛教文化，2006（1）

[12]杨明．试论藏族游牧部落的牦牛图腾[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5）

[13]邱正保、邱雷生、田佐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197

[14]范三畏．伏羲虎图腾与中国文化[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1）

[15]何光岳．龙图腾在炎黄族团的崇高地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16]杨正权．龙与西南古代氐羌系统民族[J]，思想战线，1995（5）

[17]武文．洪水神话与龙图腾民族文化[J]，西北师大学报，1990（4）

[18]张建昌．氐族的兴衰及其活动范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

[19]宁涛．炎黄图腾艺术一脉——猪文化[J]，美术观察，1997（2）

[20]汪丹．白马藏人猪膘肉食体验的文化解读[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1]赵逵夫.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4)

[22]赵逵夫．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09（4）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ication onCulture OriginofTwelve PhaseofBaima Tibetan in Longnan

YuYong-hong

(TheArtDepartmentof LongnanTeachers’ College ChengXian GanSu 742500)

Abstract:The"twelve phase" was one of the major exorcism dance forms ofBaima Tibetan, which was a kind of wearing animal masks and dance national folk art.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is unique animal nuo mask and with six animals for Chinese zodiac, so called "twelve phase". The Baima Tibetan "twelve phase" exorcism dance on the character composition and masks modelling adornment respect, all reflects the culture history of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deepness and richnes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primitive animals totem worship factors and ancient "twelve beast-god" exorcism dance form, also fusing shirt-sleeve ancestor worship of consciousness and "Chinese zodiac "culture, thus formed their" twelve phase "role composition and unique mask modelling and adornment, manifesting th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Baima Tibetan’s totem worship and ancestor worship etc.

Keywords:Longnan ;Baima Tibetan;Twelve Phase;Culture 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