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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巧文化传承的图像形式
日期:2015-09-03 00:00:00   发布人:lnmjysyj   浏览量:[]    分享到

余永红

摘 要:乞巧文化中最核心的含义应是“巧”,就是灵敏思维与熟练技艺的有机结合,表现了妇女的智慧与灵巧。经过历代的传承与演变,乞巧风俗不仅作为一种民俗仪式世代流传,同时也形成了与之密切关联的乞巧文化系列图像。乞巧文化的图像系列是紧紧围绕乞巧活动的偶像、仪式、结果等三个方面而形成。这些图像虽然不是乞巧民俗的主体,但通过这些系列图像,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历代乞巧民俗的基本状况,同时也形成了乞巧文化的视觉艺术化呈现形式。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些图像,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乞巧文化的本质,有效传承乞巧文化。

关键词:乞巧;巧;智慧;图像;传承

人类艺术文化在初始阶段,是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各种艺术文化形态都包含于生产生活中。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分工的最终形成,于是各种艺术形态逐渐趋于独立,诉诸人类视觉的造型艺术也成为人类表达思想观念的图像和符号形式。艺术类型的专门化、专业化和官方化,使纯艺术逐渐从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少数人的专门技艺,与广大民众的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但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古老民俗民艺,则基本延续着远古时期文化和艺术的基本形态,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乡村民俗或少数民族文化,更传承了原始文化和艺术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在甘肃南部山区的西汉水上游地区,目前依然流行一种古老的民俗——乞巧,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妇女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集民间宗教、文学、音乐、舞蹈、美术造型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本文主要探讨乞巧民俗文化中与美术造型相关的视觉元素,这些视觉元素就是紧紧围绕“乞巧”而产生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视觉图像,这些图像系列构筑成乞巧文化的图像形式。

对于乞巧的主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爱情、婚姻、生殖等含义,宋代乞巧活动中的“种生”,可能包含了婚姻及生殖方面的寓意,泥玩偶“磨喝乐”也有妇人宜子的象征寓意。[1]208从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内容来看,其中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及爱情因素。但乞巧文化中最核心的含义应是“巧”,就是灵敏思维与熟练技艺的有机结合,表现了妇女的智慧与灵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得到认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乞巧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但从乞巧者主体角度结合乞巧活动的基本构成环节来考察,则可以概括为乞巧活动的偶像、仪式、结果等三个基本方面:乞巧的偶像就是乞巧风俗中民间妇女祈求和崇拜的对象,是具有超群智慧与灵巧的女性神灵;乞巧的仪式就是乞巧活动的过程和具体形式,其中包含了乞巧活动中涉及的道具、场所等物质媒介;乞巧的结果也就是“巧”的呈现方式,即各种视觉形态的民间艺术品,也是乞巧文化的主要视觉载体之一。乞巧文化的图像系列也紧紧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而形成。就乞巧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而言,要形成整体的文化生态意识,不仅要注重乞巧民俗的宗教性质和完整的仪式,也应将与其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作为乞巧文化的重要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达到从本质上传承乞巧文化的目的。

一、乞巧的偶像——织女及巧娘娘造像的孕育和形成

“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求灵巧”,是向乞巧活动崇拜的神灵乞求灵巧。从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的时间、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乞巧风俗中的偶像“巧娘娘”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有些乞巧歌中则直接反映出巧娘娘就是织女:“巧娘娘你把心放宽,人间姊妹眼望着天。快快走到河对岸,抬头就看着牛郎的面。”[2]114“有心把巧娘娘留一天,害怕天上生故端。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巧娘娘心里不了然。有心把巧娘娘留三天,牛郎抱子银河边”。[3]2从汉代以来文献中对“七夕节”与乞巧民俗的有关记载来看,亦反映出乞巧与牛郎织女传说的密切关系。汉代的乞巧活动中就有用瓜果祭牵牛和织女,使妇女变得心灵手巧的习俗;[4]209唐代七夕节亦有在楼上陈列瓜果酒炙,摆设坐具,祭牵牛和织女二星的习俗;[5]654宋代七夕节,民间搭建“乞巧棚”,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可见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西汉水上游地区民间对织女的一种地域性称呼,这一带民间信仰中也多将女性神灵称为“娘娘”。正因为传说中的织女就是集善良、灵巧、智慧于一身的女神,是“巧”的典型与化身,所以才成为民间妇女崇拜与祈求的对象。尤其在封建社会盛期,男耕女织的农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模式,妇女的价值与地位则首先体现在织绣技艺方面,所以善织的织女随之成为妇女们崇拜的最高偶像。

乞巧文化的源头是牛女传说,而从秦简《日书》等文献资料可知,这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在先秦时期已形成,己基本具备了后代所流传的情节要素。[7]85近年来赵逵夫先生通过系列研究,认为牛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牵牛和织女,又分别源自远古时期发明了牛耕的周人始祖“叔均”与善织的秦人始祖“女修”,是周秦文化融合的结果。[3]1-3远古时期女修的灵巧与善织,为早期秦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氏族的杰出人物而备受族人的敬仰与崇拜。古人面对头顶灿烂的河汉星座,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从而将氏族中的杰出首领与星座关联起来,牵牛星与织女星由此产生。由此可见牛女传说的源头又是远古时期周秦民族的始祖崇拜,并随着周秦文化的融合进而演变为牛女爱情故事。后来的牛女爱情故事是悲剧,至迟在先秦时期就以悲剧形式流传,所以《日书》中才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之说。这种悲剧的内在根源是男女双方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如果牵牛和织女的原型确是周人始祖叔均和秦人始祖女修,那么这种悲剧的形成最初可能与远古时期族群间的通婚关系有关,男女自由爱情受到来自氏族首领和族群规约的限制。后来由于儒家著作的一步步被经典化和经师、儒生思想的逐渐僵化,家长、家族势力对男女婚姻的干预越来越强,从而演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封建社会爱情悲剧,[7]84随之也成为人们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和赞美。所以有人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是有一定道理的,将乞巧的主题与爱情婚姻相关联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权衡考察,乞巧的最核心含义还在于“巧”,其目的是妇女们对于智慧的仰慕和对灵巧的追求。在天文知识极为有限的古代,人们又赋予天空中的星座以更多的情感因素,与人的心灵沟通,银河相隔的牵牛星和织女星不仅是人间忠贞爱情的索引,更是人类智慧与灵巧的象征。

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偶像由此形成,心地善良、聪明灵巧的织女不仅是爱情之神,更是智慧与灵巧之神,郭昭第先生则称巧娘娘为“东方智慧女神”,[8]是很有见地的。从“牵牛”的含义来考察,其实也包含了发明创造的智慧含义,牵引牛进行耕作就是牛耕的发明,所以赵逵夫先生将牵牛的原型考订为叔均是令人信服的。“牵牛”和“织女”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中华民族“男耕女织”文明的基本意蕴,“男耕女织”的理想型农耕文明,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织女的善织与牵牛的善耕,都是“巧”的表现,他们都是氏族中杰出的发明者、创造者。从汉代以来乞巧风俗中同时祭祀牵牛、织女的情节来看,早期的乞巧含义中同时包含了对善耕的牵牛的崇拜,他也是智慧与灵巧的象征。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宋代乞巧风俗中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但后来的乞巧风俗中主要崇拜巧娘娘(织女),也可能与封建社会后期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及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明确有关,乞巧的主体是妇女,所以乞巧的偶像也就以巧娘娘为主。

早期牛女传说中的牵牛、织女作为虚幻的神话人物,和其对应的牵牛星、织女星、银河等形成的与乞巧文化密切相关的基本意象,是后来乞巧民俗中各种丰富图像衍生的基础,也是引发想象与联想而创造文学艺术意象的源泉。而银河及其牵牛星、织女星构成的天体图象,则更是引发联想、启迪智慧的奇妙意象,历代文人雅士面对灿烂的银汉和牵牛、织女星,展开丰富的联想,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歌咏牛女爱情及智慧的诗文。东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柕”不正是赞美织女的“灵巧”吗,这是中国古代妇女崇拜织女的主要理由;秦观《鹊桥仙》中“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更是对织女智慧灵巧的真情赞美,她织出了天空中灿烂无比的云锦彩霞,是巧的化身和美的缔造者;郭沫若先生《天上的街市》中勾画的“美丽的街市”,其实也包含了“巧”的因素,那些“世上没有的珍奇”,不正是牛郎织女的智慧与创造吗?因此封建社会的妇女面对银河与牵牛、织女星座,亦展开丰富的联系,将其和自己的人生命运关联起来,祈望获得智慧女神的灵感,使自己成为心灵手巧的封建妇女中的佼佼者,期盼拥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即使在现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牵牛星和织女星更多地是神奇美妙、勤劳智慧、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民族杰出人物的象征,而非纯粹的天文学概念。

由于牵牛和织女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所以他们更多地是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虚幻形象,或者就是一种美好的文学意象。后来随着民间偶像崇拜的需要,随即也产生了以雕塑和绘画形式呈现的视觉形象,最迟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具体的牵牛、织女像。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牵牛、织女塑像,是汉武帝刘彻在长安城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时,模拟天象中东牵牛、西织女的格局,于昆明池东西两岸雕刻的牵牛和织女两尊巨型石雕,雕像在今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附近。织女身着右衽交襟式长衣,发辫后垂,面庞丰腴,双手垂腹前,双膝着地作跽坐状。除此以外,西汉时期的墓室壁画中有牵牛、织女星座图,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也有牵牛织女像,而且织女的动态与西汉昆明池石雕织女像一样也是跽坐状。[9]笔者以为跽坐的动态不仅是表现织女娴雅的性别特征,也可能与其从事织布的劳动有关。宋代民间的乞巧风俗中,也有了绘画形式的牵牛、织女像,但无具体的图像资料存世。元代七夕节亦流行“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的风俗。[10]54

在目前西汉水上游一代的乞巧风俗中,则有巧娘娘像,有站姿和坐姿两种。站姿像最为常见,是综合民间艺术造型中塑、画、剪、贴等造型方法制作的纸偶,形制类似于木偶,但主要运用各色彩纸制作,应是木偶与纸扎的有机结合。站姿巧娘娘像的头部制作方法是,用纸在事先做好的人面模子上层层裱糊,干后形成质地坚硬洁白的面壳,再进行描画装饰。身体部分主要用竹篾、秸秆等扎成骨架,外用各色彩纸装饰。成型的站姿巧娘娘身着彩色花边宽袖短衫,下配描画的百褶裙,两臂向前弯曲,一手持拂塵,一手提手帕,脚下踩莲花台,色彩华丽,秀丽端庄。坐姿巧娘娘像制作方法与坐姿像类似,但又有区别,是在竹篾、秸秆做成的骨架上以彩色丝绸装饰,两腿盘坐于用竹篾和彩纸制作的类似于小神龛的花轿内,绣花鞋微露,文雅秀气。坐姿像主要流行于西汉水上游的长道镇、永兴乡、盐官镇一带,其它地区主要流行站姿像。巧娘娘造像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乞巧文化视觉符号,在西汉水上游的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西和县,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以后,由纸活店民间艺人制作的纸偶巧娘娘像摆满大街小巷,渲染出浓郁的七夕节日氛围,俨然是当代的乞巧市。

二、乞巧的仪式——场景道具等中介物像的生成与发展

乞巧的仪式也是整个乞巧民俗活动的中心环节,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中介物进行祈求活动的环节,由此形成的相关系列造型图像元素,主要包括乞巧活动中用于祈求、占卜、供奉、祭祀的场所、道具和其它物质载体。随着七夕节俗与乞巧风俗的发展演变,每一个时代乞巧的形式和用于乞巧的中介物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体现出由简至繁、从少到多的发展趋向。其中代表女红文化的“针线”成为最主要的乞巧道具,“穿针引线”这种代表妇女劳动技巧的动作也成为乞巧的主要方式。围绕这个中心,同时产生和形成了其它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乞巧中介物图像系列。

在史籍记载的汉代乞巧风俗中,就已经有穿“七孔针”的风俗,即用五色丝线穿七孔针,谁能尽快顺利穿过针眼,谁就向织女乞得灵巧,[4]209而穿七孔针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平时的穿针引线,这不仅是祈求灵巧的一种独特方式,更是妇女们的劳动技巧和智慧竞赛。在以织绣为主要劳动的封建社会妇女中,针线活是其生存的根本,整个家族、家庭的服饰以及枕头、香袋等生活用品都要靠妇女来制作。服饰起初主要是为遮体保暖,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工艺和审美成为服饰的另一主要功用,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妇女能够熟练地进行穿针引线,就是其灵巧的集中表现,能够顺利地穿“七孔针”,不仅说明她具备基本的劳动技能,也证明了她的聪明灵巧。在其后的历代乞巧风俗中,以女红为核心的“巧”真正成为乞巧文化的主体。唐代时用针线乞巧已极为普遍,正如崔颢《七夕》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宫廷中则流行穿“九孔针”的风俗,给宫中嫔妃们各赐九孔针、五色线,在月光下穿过者为得巧,[5]654其难度比穿“七孔针”更大。宋代乞巧中亦流行穿“七孔针”,同时出现了蜘蛛乞巧,《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物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11]68蜘蛛结网类似于妇女的织绣技艺,蛛网的布局结构奇妙,形式奇特,也是一种智慧与灵巧的象征。元明清以后的乞巧风俗中则流行“丢巧针”,即于农历七月初六取净水一盆,放阳光下曝晒,再放露天下过夜,待初七清晨,拈平日缝衣或绣花针投入水中,看水底针影的形状以验智愚。满洲妇女则用松针来代替,称为“掷花针”。[10]54

除了针线乞巧这根主线以外,在汉代以来的乞巧风俗中也流行搭建乞巧楼、供巧果、生巧芽、做玩偶等乞巧习俗。早期主要是供奉现成的瓜果酒炙,其后则成为制作精巧的面果,后来称为“巧果”,也是一种“巧”的表现形式。汉代乞巧风俗中就已开始用瓜果祭牵牛和织女。唐宋时期不仅用瓜果或花果祭祀牵牛织女,还出现了专门的乞巧场所,据传唐玄宗曾于宫中建“乞巧楼”,以锦结成,高达百尺,可坐数十人。在楼上陈列瓜果酒炙,摆设坐具,以祭牵牛和织女二星。[5]654宋代东京的富贵人家也在庭院内搭华丽奢靡的“乞巧楼”,供品除了花瓜、果食花样、酒炙以外,还增加了笔砚、磨喝乐、水上浮、谷板、种生、巧竿等乞巧物。“磨喝乐”也称“摩喉罗”,是一种小型泥塑玩具,多数学者认为源于佛教文化或西域文化,但从唐三彩、汉代小型陶俑、木俑等美术遗物来看,不能完全归于异域文化,可能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水上浮”是以黄蜡雕铸并饰彩画金缕的凫雁、鸳鸯、龟鱼之类的小动物。“花瓜”是用瓜雕刻成的花样,“果食花样”则是用面、油、糖、蜜等原料制作的造型丰富的果食,花瓜和果食花样演变为后来的“巧果”。“谷板”是在覆土的木板上种禾苗、做田舍人物而形成的小村落模型,“种生”则是将豆、麦等植物种子盛于器皿中令发芽数寸,束以彩色布条的嫩芽,谷板和种生演变为后来的“生巧芽”。[11]68巧竿则是上端装饰莲花的长竹竿,乞巧时立于中庭。[12]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又称“仙楼”。更为重要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乞巧市”,七月一日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以至“车马相次拥遏,不得复出,至夜方散。”[4]209乞巧市的出现标志着乞巧风俗中的中介物已十分丰富,乞巧的内容和形式也被大大拓展,乞巧市的繁华景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元明清以后的乞巧风俗虽然没有宋代繁盛,但供奉磨喝乐、巧果、巧芽(种生)的习俗继续传承。

最后还有“鹊桥”,鹊桥虽然也是存在于牛女传说中的神话,但在乞巧文化中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意象。在汉代已有了鹊桥之说,宋代罗愿《尔雅翼》中有了详细记载,七月七已过,喜鹊头上无故皆脱毛尽髡,相传是牵牛织女相会,喜鹊因架桥劳役而脱毛。将动物的自然生理现象与神话传说巧妙结合起来,无数的喜鹊构建成想象中的鹊桥,是一种多么富有奇幻浪漫色彩的艺术构思!充分体现了牛女神话构思之“巧”。其后鹊桥成了七夕节和乞巧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相关文艺作品的重要意象,“鹊桥仙”词牌的来源即与此相关。[13]笔者以为喜鹊之所以受人喜爱,成为民族民间艺术中的一种祥瑞动物,也应与其在牛女传说中的身份有一定关系,而同样是玄鸟的乌鸦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在乞巧文化传承最完整的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的主体仪式基本保留了古典形态,而且具有一定的发展,乞巧的时间从农历六月三十日晚一直延续到七月七日晚,主要活动仪式包括了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等七个环节。这一带的乞巧活动中虽然没有了乞巧楼、乞巧棚,但要选择合适的乞巧地点作为巧娘娘的灵堂,一般是在村中人缘口碑良好,且女人在家中有较高地位和话语权的家庭,巧娘娘像就放在正厅中央的长桌上,前面的八仙桌上用来供奉巧芽、巧果、香纸等祭品,姑娘及妇女们就在这里进行为期七天八夜的乞巧活动。但最核心部分则是生巧芽、迎水神以照花瓣“卜巧”。姑娘们在农历六月中旬就开始生巧芽,即将不同品种的粮食种子用水浸泡于碗中,置于不见光处发芽生长,半月后形成高约六、七寸的嫩黄色“巧芽”,中间束以红色丝绸,格外醒目,待七夕节供奉在巧娘娘面前。七夕节早晨在村边泉水旁“迎水神”以瓶取水,夜晚则唱着“卜巧歌”,将泉水倒在碗盆中,将巧芽掐下置于水面,以影子的形状判断是否得巧。卜巧歌如此唱道:“我给巧娘点黄蜡,巧娘你把善心发。给我一双好巧手,能写字来能扎花。我给巧娘许心愿,巧娘给我赐花瓣。巧了赐个鞋垫儿,不巧了赐个鞋扇儿。巧了赐个绣花针,不巧了赐个锈铁钉。巧了赐个九华灯,不巧了赐个烂葱根……”[2]114这种乞巧形式显然是将宋代以来乞巧仪式中的种生、丢巧针或掷花针的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乞巧仪式。同时这一带的供巧果也很特别,巧果是用油炸的面食干果,妇女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将巧果做成品类丰富、形态各异的花卉造型,作为供品和巧芽以及其它瓜果一起供奉,形成极为精巧的艺术造型组合,充满浓郁的生命意味和生活气息,产生了华丽丰富的视觉效果。

喜鹊、鹊桥也是西汉水上游乞巧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带的乞巧歌中,也有直接反映鹊桥的内容。七月七日夜晚,与姑娘们朝夕相处了七日七夜的巧娘娘要上天了,姑娘们怀着无限的眷恋伤感之情,唱起送巧歌送巧娘娘离开人间:“野鹊哥,野鹊哥,你把我巧娘送过河。[2]野鹊哥哥上了天,凡间的姊妹心不安。野鹊哥哥桥搭牢,天河上面有波涛。野鹊哥哥桥搭稳,天河上云多难踩稳。”[2]101-102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西和县的乞巧民俗中,就有“搭桥”的仪式,大多数村庄在六月三十日晚迎巧娘娘时,伴随着迎巧歌,于村头的小河两边扯起一根红头绳表示给巧娘娘搭桥,有些村庄的“桥”是用众多姑娘的红头绳手襻连接在一起形成,表达的含义更丰富,部分村庄也在七月七日晚送巧娘娘时举行搭桥仪式。[14]这种仪式也和鹊桥密切相关,正如叶舒宪先生所指出:天汉上的鹊桥虽然纯属神话想象的意象,但是根据天人合一的神话逻辑,地上的人间方面也由此得到搭建重新沟通天地之“天桥”的时间信号:天上的鹊桥一旦要出现,那当然也是人间搭天桥请神下凡的大好机会。[15]七月七日夜牛女天河相会时自有喜鹊搭桥,而人间河上的天桥自然由乞巧的妇女们搭建。同时在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相关乞巧文化推广宣传活动中,也将喜鹊、鹊桥作为一种乞巧文化的重要标志,并广泛运用于各种相关设计中,不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设计本身也体现了构思之“巧”。

乞巧楼、乞巧棚、巧竿虽然没有流传至今,但从唐宋乞巧风俗之盛可知其造型设计肯定十分精巧美观;七孔针、九孔针、五色线的搭配也本身就是巧妙的组合,更不用说穿针引线动作的巧妙;各种巧果色香味美,也是精巧的构思与别出心裁的巧妙设计;巧芽不仅造型精巧,其映照在水中的影子更是一种天然的妙趣和奇巧。磨喝乐虽然具有异域风情,但和本土文化结合后则成为一种精巧的民间艺术造型,宋代民间就称其为“巧儿”,[1]208并深深影响了中国民间泥玩具的艺术特色。鹊桥虽然是想象中的文学意象,但却是乞巧文化中最富于浪漫色彩和抒情意味的奇妙景象,喜鹊因此也具有了“巧”的使者或吉祥物的特殊身份;人间的天桥与天上的鹊桥相互辉映,形成乞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桥”意象。整个乞巧仪式中丰富多彩的物像、图像或意象,其实也是乞巧仪式的符号载体。

三、乞巧的结果——民间艺术图像的呈现方式

前两个方面属于乞巧民俗活动中的视觉图像,这些图像本身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化的乞巧活动过程,也是乞巧文化中人们关注的主要事象。但对于乞巧的结果,往往关注不够。就像艺术创作活动一样,只关注艺术家的技巧,而忽视艺术作品,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活动。妇女们乞巧的目的是要得巧,得巧以后就要用敏捷的思维和灵巧的双手创造劳动成果,这些凝结着智慧与巧思的劳动成果,就是乞巧的结果,或者是乞巧结果的呈现方式。在“男耕女织”的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以后,男女在生产劳动方面有了较明显的分工,妇女主要从事织绣、茶饭、编织等手工艺生产和家庭内务,所以她们乞巧的结果就主要通过服饰、刺绣、剪纸、编织、面食等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乞巧仪式中制作的乞巧楼、巧竿、磨喝乐、巧果、巧芽等虽然也集中体现了“巧”的含义,但这只是民俗仪式中的媒介或中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巧”的最终结果。乞巧是一种节日民俗,这种节日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乞巧文化的主题含义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是男耕女织文明的索引,由于节日风俗“专门化、单薄化”的演变而变得更为浅近,有些本体、原始含义甚至被掩盖或抛弃。[16]只有直接作用于人们现实生活的那些“巧”的劳动成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乞巧活动的成果,这既是乞巧活动的目的,也是乞巧活动的结果。乞巧的目的是要让女人变得聪明灵巧,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女人的创造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对智慧和灵巧的需求而乞巧,由于乞巧而变得灵巧,因为灵巧而创造出精巧的作品,华丽高雅的服饰、精致美好的刺绣、泼辣鲜活的剪纸、文理精巧的编织、色香俱全面食等等,使妇女的聪明智慧和劳动价值得到肯定、自我精神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味、更幸福。在民间妇女制作的民间艺术作品中,凝结着她们的智慧与灵巧,是“巧”的直接表现形式。所以乞巧不仅仅是一种节日民俗,而是一种专门化了的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来源于农耕社会的现实生活,也最终要回归于现实生活。这对于我们理解乞巧文化的本质,有效地传承和保护乞巧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妇女的巧手创作的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之“巧”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构思和寓意之巧,传统的民间艺术中,十分注重作品中包含的寓意,往往将艺术造型与谐音手法结合起来,形成构思之巧妙和寓意之美好,例如:将蝙蝠、梅花鹿、寿星组织在一个画面,形成“福、禄、寿”的美好祝福;“锦鸡窜牡丹”的题材中同时包含“富贵吉祥”、“锦上添花”的美好祝愿;“鹭鸶闹莲”题材中同时包含“藕断丝连”、“三思而后行”的爱情寓意和劝谏意义;“喜鹊闹梅”题材中包含的是“喜上眉梢”的喜庆含义;莲花和鱼的组合象征“连年有余”……其二是形式和谐之“巧”,为了民间艺术作品含义的美好,民间妇女往往将不相关的事物组织在一个画面,在主题性绘画中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民间艺术中是那样融洽和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也体现了民间艺术的形式之“巧”,民间妇女通过布局设计、造型变化、色彩对比等民间艺术的语言,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在一起的事物组织在一个画面,而且显得格外协调统一。虽然其造型语言具有朴拙的本质特征,但依然表现出形式的和谐巧妙,真正体现了“大巧若拙”的审美意蕴。其三是生活实用性与艺术审美性的统一之“巧”,民间艺术品往往都是生活用品,例如女红文化中的刺绣品,多是绣花鞋、虎头帽、肚兜、鞋垫、缠腰、枕头、门帘、荷包等服饰或生活用品,这些服饰在穿着舒适保暖的同时,通过刺绣的图案,不仅使服饰精致美观,也寄寓了美好的含义;面食在注重味道甘美的同时,也突出造型和色彩等审美因素,在享受这些食品时,不仅让人们的自然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也平添了生活的情趣,得到审美享受而有利于身心健康;民间编织也都是一些生活用品或劳动器具,它不仅追求使用时的称手舒适,同时也追求造型的精巧美观、肌理的匀称细密、色彩的素雅和谐等,同时也是对部分废弃物的有效利用,最后又能合理地回归大自然,保持自然生态平衡。中国民间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民众智慧的创造,平凡而朴实的民间生活中,集中了衣、食、住、用等“生活技术”中的精华和智慧。[17]这种智慧就是“巧”,是生活的艺术,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国梦的实现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目前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活动中,不仅注重乞巧活动的过程,也开始关注乞巧活动的结果,即以民间刺绣、服饰、剪纸、编织、面食造型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品作为巧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在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将当地的民间艺术品也作为乞巧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演示、陈列、宣传、推广等形式,从本体上丰富了乞巧文化的内涵,从总体文化生态的角度传承了乞巧民俗的完整性。

结语——“巧”的升华与乞巧文化的当代传承

经过历代的传承与演变,七夕节及乞巧风俗不仅作为一种民俗仪式世代流传,同时也形成了与之密切关联的乞巧文化系列图像,这些图像虽然不是乞巧民俗的主体,但这些系列图像本身又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乞巧文化。通过这些系列图像,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历代乞巧民俗的基本状况,同时也形成了关于乞巧民俗的图像形态的历史,是乞巧文化的视觉艺术化呈现形式,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些图像,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乞巧文化的本质,有效传承乞巧文化。

乞巧文化的核心是“巧”,“心灵手巧”是封建社会妇女对自身素质的基本要求,而这种素质主要通过其敏捷的思维和熟练的劳动技巧得以呈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对“巧”的追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人类从制造工具开始,就已产生了与“巧”密切相关的审美意识的萌芽。通过对历代乞巧文化及视觉图像的比较,我们发现乞巧民俗在不同的时期虽然有各自的时代特征,但乞巧的主题应该是一贯的,都是对人类智慧和灵巧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巧”有不同的要求标准,这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联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那些具有超群智慧和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人物,就成为人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在生产力低下的氏族部落中,能发明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叔均和女修成为氏族中的杰出人物受到崇拜,其智慧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超群的。在牛女传说形成的初始阶段,其崇拜的主题主要在于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和超群的劳动智慧。进入封建社会发达的农耕经济时代后,男耕和女织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所以善耕的牵牛和善织的织女则成为那个时期的典型受到崇拜,心灵手巧的智慧女神——织女自然成为妇女崇拜的偶像,从而形成了乞巧风俗。“巧”也随之成为女性美的标准之一。女人天生丽质只是一个方面,而温柔贤淑、聪明灵巧则成为封建社会妇女的首要资本,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小至一个村落、家族,聪明灵巧的女性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当人类社会进入发达的工业经济时代后,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和传承农耕时代的乞巧文化呢?我想还是应该从“巧”的含义入手。将“巧”广义地理解为“智慧”,这个问题就会顺理成章,迎刃而解。正如乌丙安先生指出:“文化需要发展,但不仅仅是形式化地变化,应该将文化最精髓的一面展示出来。例如奥林匹克运动,比赛规则和项目比古希腊发生很大改变了,但它的体育精神还在。同样地,乞巧也可以如此发展”[18]“巧”就是乞巧文化的精髓。我们处于21世纪发达的工业化时代,女性的劳动和封建农耕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乞巧民俗虽然还在延续,但其本质含义随着工业化进程已演变得十分模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节日风俗。当代中国妇女的智慧和灵巧已不仅仅在于传统的织绣技术,她们已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各个层面,所以她们的灵巧也应随时代的发展而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她们既可以是从事各种手工劳动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至哲学家,她们的智慧和灵巧也将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乞巧文化面临的挑战,也是乞巧文化现代化转型和“活态”传承的机遇,我们既要保护民族文化之根,传承传统文化之精髓,也要促进和发展民族文化,让其永远保持创造性与活力。中华民族对智慧和灵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新时代妇女之“巧”将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图像呈现在我们面前,充分展示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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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永红(1969—),男,汉族,甘肃西和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教授,陇南民间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美术理论、民间美术以及陇南地域文化研究。

地址:甘肃省成县城关镇陇南路30号——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邮编:742500;电话:1510396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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