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本网站!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返回主站

当前位置: 中心首页 > 科研成果 > 正文
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考略
日期:2014-12-11 00:00:00   发布人:admin   浏览量:[]    分享到

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考略

余永红1

[摘 要]“抹锅墨”是白马藏族春节期间流行的主要民俗之一,既有节庆娱悦的作用,也有其深远的民族文化渊源。抹锅墨风俗作为古老的纹面或绘面的遗俗,其文化渊源以及具体含义虽然以各种版本流传于白马人中间,但总体考察,具有原始氏族生殖崇拜性质的族群婚姻文化才是其根本含义。

[关键词]白马藏族;抹锅墨;纹面;绘面;婚姻文化

“抹锅墨”是在人脸上涂抹锅底墨灰的一种民间风俗,目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流行此风俗,有些地方也称为“抹锅灰”、“抹黑”或“打花脸”。“抹锅墨”也是白马藏族春节期间流行的主要民俗之一,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是伴随着春节期间的传统傩舞进行,既有节庆娱悦的作用,也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

一、白马藏族抹锅墨风俗的表现形式

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白马人抹锅墨风俗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异,甘肃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抹锅墨风俗突出表现在其傩舞“池哥昼”中,在池哥昼表演角色中,除了主体角色四个池哥和两个池母以外,有一类角色称为“猴子”,数量一般为三个,身着破旧的白马人民族服饰,手拿牦牛尾,脸上涂抹锅墨,目前有些村寨也用颜料、油彩描画,样子十分滑稽。除此以外,白马河流域的部分白马村寨在傩舞表演期间也流行白马人之间相互往脸上抹锅墨的风俗,但主要限于青年男女和同龄人之间,且禁止往外来客人脸上抹锅墨。文县石鸡坝乡岷堡沟的白马村寨,抹锅墨风俗则表现在其傩舞“解勿”中,解勿是附属于其主体傩舞“十二相”的一种次要傩舞,由四个面部裹黑丝帕的池母和两个身着白马人民族服饰、脸抹锅墨的男女共六人表演,内容主要是娶亲,“解勿”是白马语的音译,其意义是“皇帝”,[①]脸抹锅墨的这对白马藏族男女代表白马皇帝与皇后。岷堡沟的白马人也流行相互之间往脸上抹锅墨的风俗,但也只是限于平辈人之间,爷孙之间也可以抹,也不允许往外来客人脸上抹。四川九寨沟和平武地区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较甘肃陇南的白马藏族更为开放,春节傩舞表演期间,他们除了相互之间抹锅墨以外,也给贵客抹锅墨,并以此表现对客人的欢迎与祝福,其性质已类似于傣族的泼水节与藏族的敬献哈达,这可能与川北白马藏族旅游业的开发有关。

二、白马藏族抹锅墨风俗的含义

关于白马藏族抹锅墨风俗的来源以及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在目前白马村寨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与族群婚姻有关的文化含义。与此相关的抹锅墨风俗主要表现在民族傩舞中,白马藏族只允许族内通婚,禁止族外婚姻。白马河流域傩舞“池哥昼”中的“猴子”,据说是与四川汉族男子私奔的白马藏族女子以及她的丈夫和儿子。起初这位汉族男子正是用抹锅墨的方式来引诱白马女子谈情说爱,后来结为夫妻,但他们的婚姻是这位白马藏族女子的父母以及全体族人共同反对的,他们婚后也遭到族人的遗弃。由于亲缘关系难以割舍,他们终于在某年春节回到白马村寨,但又怕被族人认出而遭到唾弃,因此就在脸上涂抹锅墨来隐藏身份,后来白马村寨最终接纳了他们。抹锅墨风俗随作为一种独特的求爱方式,或作为一种对族外婚姻的警戒,在白马村寨长期流传下来。[②]这也是目前白马村寨对抹锅墨风俗的一种较普遍的解释。在目前的白马村寨,也存在青年男女通过抹锅墨来传递爱情的习俗,在节日或集会期间,由于人多不便说明爱意,就采用往对方脸上抹锅墨的方式,抹者转身往无人处跑去,被抹者则追赶,到无人处便表达爱意,相互倾诉爱情。[③]

岷堡沟傩舞“解勿”中的抹锅墨风俗则更为古老,并与民族英雄神话《月月》密切关联,解勿据说是远古时期的白马皇帝,白马藏族的民族英雄阿尼嘎萨起初是一只法力无边的癞蛤蟆(也叫月月),他喜欢上了白马皇帝的三公主,并向其求婚,但遭到白马皇帝、皇后以及公主的极力反对,后来通过其非凡的神力赢得了公主。在公主嫁给月月以后,白马皇帝与皇后感到无脸见人,在看望女儿时害怕被别人认出自己,所以就在脸上涂抹锅墨,解勿傩舞中脸抹锅墨的男女二人就是白马皇帝与皇后。[④]而月月后来蜕皮变化为英俊的白马男子,神力巨大,降妖除魔,造福白马村寨,成为民族英雄阿尼嘎萨,白马皇帝也将皇位禅让给他,成为新的白马皇帝,白马人后来也将其尊为白马老爷。这桩婚姻起初是作为一种人和动物结合的不幸婚姻,白马皇帝和皇后因羞愧为了遮掩身份而涂抹锅墨,后来则因阿尼嘎萨的民族英雄和族群首领身份,使抹锅墨成为一种吉祥、高贵的纪念族群婚姻的民间风俗,在白马村寨流传下来。

关于抹锅墨风俗的族群婚姻文化含义,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与白马藏族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民族英雄神话《阿尼嘎萨》,其中有抹锅墨的情节,亦与族群繁衍生息以及婚姻文化有关。长篇神话《阿尼嘎萨》应是《月月》的另一版本,虽然没有白马皇帝和皇后脸抹锅墨的情节,但有一个情节也不容忽视,就是阿尼嘎萨的出生过程。神话中说白马藏族夫妇阿扎伊和茨嫚娜姆多年未生育,后来感动山神,山神随化身为白马男子夜间与茨嫚娜姆共寝,使茨嫚娜姆非常羞愧而难以面对丈夫阿扎伊,为了证明清白并确认这个男子的身份,茨嫚娜姆在第四个夜晚共寝时乘机在这个男子脸上抹了锅墨,以便第二天在白马村寨寻找这个不轨男子。但第二天在整个村寨都没有找到这个脸抹锅墨的男子,而在白马村寨对面高高的白石崖上,发现了五个黑色手指印迹,他们终于明白原来是山神显灵附体。后来茨嫚娜姆就怀孕三年零三个月,生下了一个肉坨,阿扎伊用刀子剖开肉坨,从中飞出了阿尼嘎萨姐妹。笔者认为,山神在白马藏族宗教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抹锅墨风俗也有可能与此相关,白马人为了感谢山神通过人神结合的婚姻关系,将民族英雄阿尼嘎萨送到白马村寨,从而用抹锅墨来传颂和纪念这种神圣的结合,随演变为一种婚姻文化习俗。[⑤]

其二是吉祥纳福文化含义。目前陇南文县的岷堡沟以及川北的九寨沟、平武的白马藏族,都以抹锅墨来表示对对方的喜爱、尊重和祝福,岷堡沟的抹锅墨限于平辈之间、爷孙之间,被抹者应高高兴兴地接受,并且不能立即洗掉,要保持到傍晚或天黑,白天抹上锅墨,夜晚洗掉,表示洗掉晦气,除旧迎新,吉祥如意,万事顺心。而九寨沟和平武的白马藏族,不仅族内人相互抹锅墨,而且给客人也抹,不仅增加了节日喜剧娱乐气氛,而且也使抹锅墨成为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特色的祝福方式。

其三是特殊的请客联络方式。在陇南白马河流域的部分村寨,对抹锅墨风俗的由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一种独特的请客方式。据说过去白马村寨由于自然条件差,生活困难,而正月十五、十六又是请客的高峰时期,聚集在一起进行傩舞祭祀活动的白马人又非常多,请得客人太多则请不起,而要请个别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又不好当众说明,所以就采用往脸上抹锅墨的方式来请客。被抹者往往非常生气,就追赶往自己脸上抹锅墨者,等追到家,抹锅墨者则笑嘻嘻地端出洗脸水,然后盛情款待一番。[⑥]

三、对白马藏族抹锅墨风俗的考察

关于抹锅墨风俗的发生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含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及确切的根据和文献资料,这种流传于民间的古老风俗,从其流传的广泛程度来看,可能与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的身体装饰习俗有关,我们只能通过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中进行类比,并结合一些相应的考古学资料,以探寻其历史文化渊源。抹锅墨的风俗不仅流传于白马藏族,还流传于苗族、彝族、布朗族、藏族、畲族、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族、达斡尔族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同时在甘青部分地区的汉族中也流行类似风俗,流传的地域范围极为广泛。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抹锅墨风俗,其代表的确切民俗文化含义虽然各不相同,但综合起来考察,大多都与族群繁衍生息密切关联的婚姻文化有关。彝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抹锅墨风俗本身就是其婚嫁礼仪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抹锅墨风俗也大多是青年男女对歌、求爱的一种特殊方式。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在丧葬礼仪中也有抹锅墨风俗,例如壮族就流行“婿祭”风俗,即女婿祭祀丈人的丧葬习俗,在女婿吊祭完毕后,丧家亲族的青年小伙一拥而上,往女婿脸上抹锅底灰,当地俗称“抹黑脸”。[⑦]从民间风俗来考察丧葬与婚姻似乎无关,但女婿的身份则代表婚姻关系,所以丧葬习俗中往女婿脸上抹锅墨则依然隐含了婚姻文化因素。

有些学者认为,抹锅墨风俗来源于黥面习俗,是古代结婚黥面的演化形式,[⑧]笔者认同这种观点,这里的“黥面”当为“纹面”,黥虽然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但在我国古籍中,“黥”又是纹身的同义语,许多民族存在一种与邢罚无关的黔面。[⑨]同时还不应排除与用颜料描画面部的“绘面”习俗的渊源关系,应当说是与古代民族的面部装饰习俗有密切关系。纹面和绘面虽然都是古代民族的面部装饰形式,但不能混为一谈,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纹面和绘面是古代众多民族共同流行的习俗,作为古代民族的一种身体装饰,其历史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史前时期,其最初目的不是出于单纯的审美,而具有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原始生殖崇拜、辟邪妨害、族群认同等综合含义,[⑩]用一种特殊的装饰形式或符号来标示独特的文化功能。从面部装饰的功能来考察,绘面习俗应先于纹面习俗,原始人类首先用简易的色素或颜料涂染面部,以达到某些生活实用目的或表达精神含义。但经过描画的纹饰不易长久,所以从族群认同、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意义来考察,纹面装饰更为长久,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避免了无休止的描画,而且通过一种苦痛的仪式和经历,不仅使氏族图腾或精神的符号永久性地保留在氏族成员身体上的显眼位置,而且也“铭刻”在其心灵世界中,有利于巩固和凝聚族群的血缘关系,所以纹面比绘面更为深刻,具有永恒的意义。而绘面习俗同样在许多少数民族中继续流传下来,但多数是在节日、祭祀或庆典活动中。从目前部分原始部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纹面、绘面习俗的性质综合来考察,绘面或纹面习俗最初可能与史前人类的生殖崇拜、族群婚姻文化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或者是原始人类用以传递爱意、吸引异性的独特方式,随后则演变为一种民族的婚姻文化习俗。

这在当代的一些原始部落文化中依然能找到相关例证,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原始部落,依然保留着以纹面、绘面装饰来吸引异性的习俗。例如西非尼日尔的沃达贝人,不仅流行纹面习俗,而且在其格里沃尔的庆祝活动中,男子用色彩描画面部,用鸵鸟羽毛装饰身体,跳起舞蹈展示男性之美来吸引女性,以获得新配偶。[11]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部落,也流行类似的习俗,男人们不仅用收集的天堂鸟和公主长尾鸟的羽毛装饰身体,而且用艳丽醒目的油彩装饰面部,在重大的部落聚会中舞蹈展示自己,吸引女性。这些具有原始社会形态的古老部落的绘面习俗及其文化功能,为我们考察面部装饰与婚姻文化的渊源关系提供了间接的证据。我国古代的藏族同胞也流行绘面的习俗,据《隋书》记载,位于吐蕃东部的东女国(在今昌都一带)“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其中是否包含了生殖崇拜与婚姻文化含义,还不明确,但至少这反映了在氏族社会中,绘面在古代藏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2]

但纹面习俗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曾广泛流传,据一些史籍记载,我国古代西南地域的众多少数民族都流行纹面习俗,[13]至今云南的独龙族、海南黎族依然有纹面遗风。目前对于纹面习俗的功能和意义有不同的说法,对于黎族的纹面习俗,根据其历史传说有“易容、遭毁容、自毁容、扮凶相”几种说法,但概括起来则有两个方面的文化因素:即氏族血缘婚姻文化因素和扮凶相以自我保护的生活实用因素。[14]独龙族女子的纹面习俗,据当地人说是出于好看和怕异族来抢亲而毁容以自我保护的目的。可见二者中均包含了氏族婚姻文化因素。但从其纹面的年龄阶段来看,应当是一种女子的成年礼,独龙族女子到“公房”结识异性伙伴的时间都在纹面之后,[15]而黎族女子的纹面仪式也都在十五六岁时进行,[16]这说明纹面则标志着女子的成熟,是婚配的前提或标志。虽然其中用装饰面部以直接吸引异性的原始文化含义在淡化,但仍然延续了这种氏族婚姻文化的基因,况且独龙族本身也有纹面是出于美化目的的说法,传统的独龙族妇女也是以纹面为美的,而妇女美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吸引异性。黎族的“易容”说则是对族群繁衍的历史记忆,女子用纹面来纪念族群始祖,标志着族群的血缘和婚姻关系,随后形成一种自觉的民族婚姻文化符号。至于后来的毁容、自我保护等说法,则是随着阶级社会形态的变迁而衍生的多重含义。所以纹面不是个人心理的任意表现,而是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某种实用目的,[17]这和古代的凿齿民的凿齿习俗具有类似的性质。而目前少数民族中的抹锅墨习俗也大多在青年男女之间进行,和纹面习俗的年龄阶段基本相同,所以抹锅墨和纹面具有相似的性质,都是古代民族的具有生殖崇拜性质的婚姻文化的外在形式。

抹锅墨风俗源于纹面习俗,除了其文化功能方面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形式方面的继承关系,古代少数民族的纹面方法,大多是用锅底灰作为基本颜料,先用竹签蘸锅烟灰在脸上描纹样,再用竹针按纹样刺破皮肤,拭干血以后,再涂上锅烟灰和成的颜料,随形成永远洗不掉的蓝黑花纹。对于被纹面者而言,这是一种神圣而又痛苦的过程。抹锅墨也极有可能是纹面的一种简化形式,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变异,保留了一些基本特征,而简化了一些繁琐、苦痛的议程,而将锅墨直接涂抹于面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纹面习俗的一种延续,又是对绘面习俗的回复。而且据调查这些流行抹锅墨风俗的民族都没有了纹面习俗。纹面习俗的范围是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而逐渐减少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独龙族纹面习俗的流传,正与其闭塞的地理环境影响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变异进程有关,而且目前流行纹面、抹锅墨风俗的民族,大多数直至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形态,这其中自然包括独龙族。[18]同时据独龙族部分民众的说法,他们的纹面习俗是受怒族影响的结果。而且在部分民族学者的调查中,就有一些独龙族人主张以“画脸”取代纹面,[19]这反映了在民族文化融合、碰撞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最终结果。

由纹面向抹锅墨演变,还可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人类用火开始,木炭和锅底灰就成为最便捷经济的天然颜料,其它有色颜料需要开采提炼,过程较为复杂,而木炭和锅底灰,则是用火烧煮食物的民族都能生产的,所以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基本绘画原料——墨的发明也是用火的结果。正是由于便捷,能满足更多人群的需要,所以才被广泛用于纹面习俗中,后来有些民族则索性用抹锅墨替代了纹面。也有些人认为抹锅墨与古代民族的火神、灶神崇拜有关,锅底灰是灶火的结晶,尤其是远古时期的氏族部落,火种有着特殊的意义,近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他们的火塘中生着长年不熄的火种,有些民族甚至认为如果火种熄灭,就意味着断子绝孙。[20]在这里又将火种、香火的旺盛不熄象征子孙繁衍的意义引申到抹锅墨风俗中,但也同样殊途同归地将抹锅墨风俗与生殖、婚姻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白马藏族在族源上与西南地域的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都有古代氐羌族群的成分,所以在这些民族中流传的抹锅墨风俗,不仅有相同的文化渊源,也具有相近的文化含义。远古时期氐羌族群同样具有纹面或绘面习俗,这不仅是古代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纹面、绘面习俗的直接根源,也是目前包括白马藏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抹锅墨风俗的历史文化渊源。一般认为,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族属就是史前时期的氐羌族群,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中,就有古代氐羌族群纹面或绘面习俗的遗迹。

其一是拟形陶器上的人物面部文饰,甘肃广河出土的三件彩绘陶塑人头像(图一),面部、颈部和肩部画有类似动物兽皮的花纹,从文饰特征来考察,粗放的纹理中彩绘的特征明显;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两件彩绘陶塑人头罐(图二),脸部绘有几道富有装饰意味的竖线,从文饰特征来看,精细的纹理可能属于纹面图形。[21]很明显,有些有模仿动物文饰的痕迹,有些则具有突出的装饰意味。目前我们无法明确考证这些文饰的确切含义,但至少证明当时纹面与绘面习俗已经十分发达和成熟。

图三

图二

图一

其二是马家窑彩陶纹饰中的蛙纹,笔者以为这种蛙纹是蛙与人结合的人格化的“蛙神”,是对写实形态的蛙神的进一步抽象化。在蛙神的整体图形中,代表头部的圆圈内同样有抽象的几何纹样,这与以上写实人像面部的纹面、绘面图形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有学者认为,马厂类型彩陶纹饰中抽象的四大圆圈纹,同样是对人头部的抽象化表达(图三),圆圈纹内填充的纹饰部分地保留了人首的某些特征,但它是一种更加自由大胆的表达方式,是对整体人纹人首部分的特写。整体人纹的人首在器物上占的面积一般较小,很难在其中填充较复杂的纹样,而单独绘制的圆圈纹就可以避免这一缺陷,在较大的面积上画出更复杂的图案,因此画在整体人纹旁的圆圈纹应该是人纹人首的更详细的图解形式。[22]所以史前人类为了更充分地表现纹面和绘面的图形内容,而将人首与肢体进行结构重组,以更充分地表达某种精神或观念。

第一类拟形陶器上的人物造型,从史前彩陶文饰的性质来考察,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亦有可能是氏族的一种图腾或神像,结合马家窑彩陶中娃纹的演变极其广泛性来看,应当仍是娃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用饱满的陶器腹部象征蛙的身躯,头部则是人格化的,所以仍是蛙与人结合的人格神。对于彩陶纹饰中的蛙纹,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蛙纹本身就有生殖崇拜的意义。[23]而在这种人蛙结合的“蛙神”面部进行装饰描画,也可能依然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化表达。这也进一步应证了纹面和绘面不是单纯的审美因素,而具有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原始生殖崇拜以及氏族婚姻血缘等综合含义。

作为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一种独特的装饰习俗,绘面和纹面在随后的民族融合中,尤其是氐羌族群的迁徙融合中被广泛传播至不同地域,并在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结合后发展为不同的形态,但其作为面部装饰的总体形态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所蕴涵的氏族婚姻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白马藏族以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抹锅墨风俗的主体含义是一种族群婚姻文化,只是在后来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变异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有些则随着各民族生产生活以及风俗的变化,衍生出了另外的含义,有些虽然隐含了族群婚姻文化因素,但表达得更为曲折隐晦。正如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言:“一种习俗及其历史发展在心理学上的解释决不是千篇一律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多种异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的性质又决定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兴趣。”[24]

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与苗族、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时间上,后者主要在婚礼期间举行,而白马藏族则在春节期间的民族傩舞中进行。这是绘面或纹面习俗由古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婚姻习俗向具有文化符号性质的节庆风俗演变的结果,一个民族为了传承和延续民族文化之根,从而强化族群血缘关系与族群认同,他们需要克服民族文化融合与变异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因素,通过盛大的节庆仪式来强化记忆。而当节庆仪式的宗教性质逐渐淡化,娱乐性质逐渐成为主体以后,这种独特的民俗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就会不断生发歧义。特别是对于没有民族文字缺乏历史记载的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节日风俗和原始习俗相比,其显著特征就是向专门化、单薄化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种种古老的特征逐渐被抛弃了。[25]这正是目前白马藏族抹锅墨风俗生存现状的内因。

所以通过以上综合考查,抹锅墨风俗作为古老的纹面或绘面的遗俗,其文化渊源以及具体含义虽然以各种版本流传于白马人中间,但具有原始的氏族生殖崇拜性质的族群婚姻文化才是其根本含义。因为抹锅墨风俗不仅与白马藏族宗教神话、民族英雄神话紧密联系,使抹锅墨风俗渗透了古老的族群血缘文化因素,成为族群婚姻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而且也直接与族群婚姻文化习俗相关,并体现在白马人当下的民俗事象中。将抹锅墨作为一种请客的方式,虽然是对族群婚姻文化的一种纪念,但已较大地偏离了其本体含义,至于四川九寨沟、平武地区白马村寨超越族群界线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吉祥、祝福的节日文化现象,就和抹锅墨本原文化含义的关系更为疏远了。无论请客说还是吉祥祝福说,都只在春节傩舞庆典中进行,这大概就是葛兰言所说的节庆将民间仪式“专门化、单薄化”,以及博厄斯所言各个民族的“文化兴趣”导致的“异样解释”的结果。同时川北地区的白马村寨旅游文化开发较早,往客人脸上抹锅墨的风俗应与此有关。

余论

从族源上讲,甘青地区的汉民中也有氐羌民族的因素,氐羌民族的一些文化也被融合渗透到当地汉民族的民俗文化中,例如在甘青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的羊皮扇鼓舞以及三目神信仰等。同时也能找到古老的纹面、绘面习俗的一些遗风,与白马藏族的抹锅墨风俗相似,而且与婚姻文化密切相关。在羌戎故地青海的大通以及甘肃天水一带,就流行婚礼中闹公婆的风俗,“闹”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公爹脸上抹锅墨子,这正是古老的氐羌族群纹面、绘面习俗的遗风,而青海大通也正是马家窑文化的重要地区,彩陶纹饰中纹面、绘面图像也是其抹锅墨子的历史文化渊源。陇南北部靠近天水的礼县也流行此风俗,在婚礼当天,公公和婆婆被同辈人精心打扮化妆,身着奇异的服饰,头戴县官帽,脸上用锅墨或其它颜色涂染,被百般嘲弄的公公和婆婆则高兴地接受这种独特的“祝福”。为什么不给新郎、新娘而是给公公和婆婆抹锅墨画面呢,萧放先生认为“是祈请家族的生殖力量,以求子孙繁衍。”在具有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特征的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婚姻不仅仅是新婚夫妇之间的私事,它关乎家族的存续,所以公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抹黑对象。[26]

限于资料方面的缺乏以及笔者研究的重点、范围以及学力所限,对于目前国内外抹锅墨以及类似的习俗了解还不够全面,尤其对于本文中提到的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族、达斡尔等民族的抹锅墨风俗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民族的抹锅墨风俗到底包含什么样的文化含义,还不太清楚。在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中,都认为是族群成员之间的一种相互祝福,但他们抹锅墨的时间多在正月十六,这和白马藏族是相同的,尤其抹锅墨一般也是在青年男女之间进行,范靖国在一篇短文中描述达斡尔族抹锅墨的情形:“青年们在手中擦满黑锅灰,早上出门后,遇到青年男女,双方争着向对方的脸上涂抹。年轻的姑娘,往往被小伙子们抹成‘灰姑娘’。”[27]因此,虽然是出于祝福对方健康快乐的目的,但从角色上来考察也不能排除男女婚姻、爱情的因素。至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抹锅墨之间的关系,笔者还未曾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姑且将此文的写作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行为,将笔者的粗浅认识与这些遗留问题一并提出来,期望引起更多的民俗学、人类学专家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地址:甘肃省成县河东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邮编:742500;

电话:15103969834;

E-mail:yuyonghong581@sohu.com


[作者简介]余永红,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教授(甘肃成县742500)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白马藏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 XZW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魏琳、莫超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语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②]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0—383页。

[③]邱正保、邱雷生、田佐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253页。

[④]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⑤]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

[⑥]邱正保、邱雷生、田佐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253页。

[⑦]白耀天:《壮族丧葬礼仪述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

[⑧]张铭远:《洪水神话新考——兄妹婚与生殖信仰》,《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⑨]祁庆富:《文身与黥面》,《中国民族》1984年第6期。

[⑩]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11](美)C·贝克威丝:《尼日尔的沃达贝人——严守禁忌的部族》,《民族译丛》1984年第5期。

[12]华锐·东智:《藏族面具艺术浅识》,《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13]朱宜初:《少数民族的人体装饰及其审美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14]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纹面风俗有关的黎族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5]高志英:《独龙女纹面的文化阐释》,《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6]方鹏:《关于海南岛黎族妇女纹面的几个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17]朱宜初:《少数民族的人体装饰及其审美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18]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19]高志英:《独龙女纹面的文化阐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0]萧放:《“抹黑”俗语与抹黑的风俗》,《民间文化》1999年第3期。

[21]何周德:《试析藏族绘面习俗》,《西藏研究》1996年第3期。

[22]李智信:《关于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与蛙纹的几点看法》,《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23]如鱼:《蛙纹与蛙图腾崇拜》,《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24]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33页。

[25]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5页。

[26]萧放:《抹黑——一种古老的习俗》,《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

[27]范靖国:《少数民族春节习俗》,《中国人口报》,2003年2月6日第4版。

上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民间社火现状及保护问题
下一条:白马藏族木雕傩面具的民族特色

返回首页】   【关闭本页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技术问题 | 法律顾问

版权所有@2014-2018陇南民间艺术研究中心    技术支持: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信学院